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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梁启超篡改历史:谋杀慈禧是变法失败主因  

2012-11-26 23:56:46|  分类: 史海钩沉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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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光绪亲政以后,随着醇亲王奕譞及福晋的先后去世,慈禧太后与光绪的“母子失和”现象日益严重,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,而其触发点则是康梁等人的“围园之计”。

     关于戊戌年的那场政变,时人苏继武在《戊戌朝变纪闻》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景: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,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,设竹杖于座前,并召集了庆亲王及军机大臣、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,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。慈禧太后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并称“康有为叛逆,图谋于我”,接着,又厉声追问:“你知道还是不知道?或者你也是同谋?”威吓之下,光绪吓得魂飞齿震,不知所对,好半晌才挤出两个字:“知道。”慈禧太后喝道:“既知道,还不将康有为正法,反要放走?”

     恽毓鼎也在《崇陵传信录》中称,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:“我养育你二十余年,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?”光绪战栗半天,说:“我无此意”。慈禧太后唾之曰:“痴儿,今日无我,明日安有汝乎?”

     在处死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之后,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,其中称“前日竞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,劫制皇太后,陷害朕躬之事”,但由于清廷的倒行逆施,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,康梁等维新党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。民国后参与修撰《清史稿》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,是否真有“兵劫颐和园事”,康有为“怫然变色道:“乌得有此?我朝以孝治天下,小臣面对,谁敢妄言?此皆荣、袁辈不学无术,藉危词以邀权势耳!

     康有为说的“荣、袁”, 即荣禄与袁世凯,正因其告密而引发了一场流血的政变,清廷上谕极可能是以此为根据。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《戊戌政变记》为底稿,其中对“围园密谋”只字未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,但入民国后,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又称:“吾二十年前所著《戊戌政变记》,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,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?然谓所记悉为信史,吾已不敢自承。何则?感情作用所支配,不免将真迹放大也!治史者明乎此义,处处打几分折头,庶无大过矣!”

     康有为生前密不示人的《自编年谱》中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: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“朕位几不保”的密诏后,康有为与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,尽管文中没有提及“兵围颐和园、捕杀慈禧太后”之密谋,但有要袁世凯“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,除旧党”之语。当天晚上,杨深秀、宋伯鲁、王照等人前来探慰,康有为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,“而以李提摩太交来《瓜分图》令诸公多觅人上折,令请调袁世凯人京勤王”。康有为的记载与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中的描述有明显不同,即康有为所记明确为在北京搞政变,而梁启超却称要趁光绪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。

     之后,康有为又在《自编年谱》中称,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当晚,梁启超在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,而他也于凌晨进城,与梁启超一起“候消息”,后“知袁不能举兵,扶上清君侧,无如何,乃决行”。由此或可看出,梁启超之说有故意转移视线之嫌,如果等到九月份在天津发动政变,何以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急切?

     谭嗣同被捕后,在狱中题写的绝命诗,“望门投宿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;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,诗中说张俭与杜根都是不畏权贵、敢于直谏的大丈夫,此诗用典准确,读起来雄浑悲壮,豪迈激扬,可惜原文却是:“望门投趾怜张俭,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手掷欧刀仰天笑,留将公罪后人论”,这里面透出的一个细节差异是,原诗是“手掷欧刀仰天笑”,改作之后却成了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,一个主动,一个被动,性质完全两样。

     改诗的人不是他人,而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。那么,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?是否如他所撰的《戊戌政变记》一样,为掩盖某些可能的历史真相呢?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后,康有为在《上摄政王书》中把“围园杀后”传闻指为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,其在文中称:“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。阴行离间,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,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,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,实惟此之故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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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上世纪八十年代,历史学者杨天石在日本发现参与其事的维新党人毕永年所撰的《诡谋直纪》,之后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,其中不乏汤学均、房德邻、孔祥吉等名家参与。《诡谋直纪》中,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“围园”的执行人,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,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“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”,而后又有人告诉他,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“俟往颐和园时,执而杀之可也”。

     作为另一个辅证,当时的新政顾问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《留华四十五年记》中称:“(慈禧)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,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,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,而把他放在一边、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,把她监禁在颐和园,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。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,计划在他的支持下,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。”

 

     得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后,毕永年知事机已泄,随即远遁避祸。流亡日本期间,毕永年与康梁等人发生矛盾,由此才有了这本揭露性的《诡谋直纪》。尽管各史家对史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过激烈的争论,但因它与袁世凯在民国后公布的《戊戌日记》有颇多相印证之处,因而这本《诡谋直纪》虽有不少失实之处,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为“伪作”。而康有为逃至香港后,负责营救其前往日本的宫崎滔天也回忆说,两人相见后,康有为曾告知他整个变法的过程与失败原因,其中即认为当前的急务是除掉慈禧太后,当宫崎滔天问他如何做到时,康有为即列举了日本的诸多志士,似乎对东亚的刺杀历史耳熟能详。

     如果说清廷的上谕是“欲加之罪”、袁世凯的《戊戌日记》可以因人废言的话,结合毕永年的《诡谋直纪》、康有为《自编年谱》及诸多时人笔记,似乎可以推定,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确实有利用袁世凯“兵围颐和园”的计划。茅海建先生在《戊戌变法史事考》中认为,戊戌政变可分为两个阶段,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,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绪的权力,过程相对相对和缓,但在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京城后,政变立刻走向流血化,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家的共识。

     如果“密谋说”与“阶段说”成立的话,历史学界外的两种大众观点或有必要更正:一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(政变非因告密引起,但告密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后果),二是慈禧太后发动流血政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保守,而是因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。假如回到历史的现场,在一个号称“以仁孝治天下”的时代(即康有为所称的“我朝以孝治天下”),如果维新变法由此而遭受失败,康梁等人的急切与毛糙或许也有可罪之处。

     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之后,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,光绪皇帝陷入了困境。苏继武与恽毓鼎对政变过程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,即:苏继武称光绪知道康梁等人的“围园之计”,而恽毓鼎称光绪并无谋害慈禧太后之意。从记述人身份的角度看,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所说似乎更可信一点(茅海建先生也认为光绪并不认可“围园劫后”之说)。

     以光绪的性格,如果说他敢于对慈禧太后下手,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作为一个四岁即脱离亲生父母而被强行抱入深宫的孩子,光绪虽然贵为皇帝,但其成长史却颇多辛酸之处。据说,光绪刚进宫时因身边没有亲人而日夜啼哭,慈禧太后无奈之下,只得赏与光绪的乳姆四品官服并将之召进宫中(当时规定,入宫须四品以上),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。但第二天早上,小皇帝又放声大哭,慈禧太后不知所措,问光绪乳姆才知道,原来小皇帝在醇王府时常与府中某马夫的儿子一块嬉戏,慈禧太后听后只好再次破例,赏给马夫的儿子四品官服,并立刻接到宫中,承担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务。小马夫来后,小皇帝这才嬉戏如常,慈禧太后也乐得轻松。

     以上野史,当不得真。不过话说回来,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与刻薄。事实上,光绪进宫后,当时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监护人慈禧太后须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、吃饭、洗澡、睡觉等生活琐事,但在教育孩子这方面,虽然她很想做好,但由于其性格及耐性方面的缺陷,加上政务缠身,慈禧太后的表现实在不能算合格,其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。

      应该说,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,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师傅,其中包括书法及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。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,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粗暴性急,光绪稍微不合己意,便是讥讽、呵斥甚至责打,这对后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。慈禧太后对光绪过分严厉的原因或许是因当年对同治过于的纵容,但她忽视了一点:同治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,即使遭到呵斥和惩罚,也不会感到过分害怕;光绪就两样了,他在宫中非常的无助与孤独,对于慈禧太后,他感到的不是亲情而是恐惧。

     太监寇连材在《宫中日记》中说,慈禧对光绪一贯疾声厉色,在光绪小时,每天总是诃斥之声不绝,稍不如意,常加鞭挞,或罚光绪长跪。长此以久,光绪见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见猫,战战兢兢,胆为之破。孤身入宫的光绪本就胆小,在慈禧的威严强压之下,以至于长大之后都害怕听锣鼓吆喝之声,听到天上打雷也会吓得腿直哆嗦。

     寇连材还说,光绪每次吃饭时,虽然有十几中菜肴馔品,罗列满案,但离得稍远的菜大多已臭腐,原因是菜几天都没有换过,而离得近的菜虽不臭腐,然大多久熟乾冷,一点都不可口。光绪每次都吃不饱,又不敢说,有时想御膳房换一馔品,御膳房就必须奏明慈禧太后,而慈禧太后往往要光绪从小培养勤俭之德,光绪也就不敢再提。信修明在《老太监的回忆》中也说,“光绪在十岁左右时,由于经常吃不饱,他每至太监房中,必先翻吃食,拿起就跑,等到太监追上,跪地哀求,小皇帝已将馍馍入肚一半矣。小皇帝如此饥饿,实为祖法的约束,真令人无法”。

     心理学理论认为,儿童被父母讥笑或虐待时,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,但在父母的威权下,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,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。长此以往,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,做事情犹豫不决,缺乏自信。光绪每次到慈禧那里去请安,只要慈禧不命他起来,光绪就只能跪在那里,动也不敢动一下。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,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,但不容忽视的是,这种性格在青少年时往往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,正如其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。

     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,更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。在她眼里,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、犹豫不决、依赖性强、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。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,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(但她从不去想的是,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,正是因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)。

     光绪进宫后,小皇帝与醇王府的关系完全被切断,即使是他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夫妇,也不许有任何的联系。由此,深处宫海、远离父母的的光绪从小就缺乏母爱,他成天生活在恐惧当中,这对其成长是极其不利的。翁同龢在日记中说,他第一次见到光绪时,发现小皇帝性情敏感,体弱多病,学习时经常哭闹不止或静坐不理,令他极为头疼。不过,在翁同龢的谆谆教导下,从小缺乏母爱和父爱的光绪却突然找到了久违的人间情感,他后逐渐接受了这个对他关心备至的师傅,并渐渐爱上了学习。

     对师傅翁同龢的依恋是光绪发奋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作为帝师,翁同龢不仅在学习上耐心教导,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小皇帝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时间久了,在从小就缺乏父爱的小皇帝心中,翁同龢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。光绪七岁时,翁同龢因回籍办事,小皇帝得知后整整一天情绪低落,彷徨不已。在翁同龢离开的两个月里,光绪无心学习,后连读书声也没有了。翁同龢回京后,小皇帝拉着师傅的手,高兴得眼泪直流。这一天,小皇帝精神振奋,朗朗读书声连太监们都被吸引了过来。后,书房里的太监偷偷的告诉翁同龢:“自从师傅走后,皇上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读书过!” 翁同龢听后老泪横流——小皇帝在宫中真的是太孤单、太可怜了!

     对于光绪的成长,太监寇连材在《宫中日记》中总结说:“中国四百兆人中,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(指光绪帝)。盖凡人当孩童时,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,顾复其人,料理其饮食,体慰其寒暖,虽在孤儿,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。独皇上五岁(实为不足四岁)登基,登极基后无人敢亲爱之,虽醇邸之福晋(即光绪的生母),亦不许亲近,盖限于名分也。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,惟西后(慈禧)一人。然西后骄侈淫佚,绝不以为念。故皇上伶仃异常,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。”

寇连材虽然是个太监,但人情的认识上却是深刻的。与他相比,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情商就有些太低了。

 

选自《晚清原来是这样》

作者:金满楼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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