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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解读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  

2012-12-30 21:40:31|  分类: 知识博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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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发现解读·规律

     中国历史的发展,如同陀螺的运动,不停地旋转,一圈又一圈,周而复始。在周期性的运动中,有某种恒定的东西,始终保持不变。杜牧说,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,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。”“后人复哀后人”,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。这是一种规律,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。

     不同的学者,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,从不同的角度,阐释不同的“历史定律”。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定律;柏杨写的“瓶颈定律”;秦晖写的“黄宗羲定律”;吴思写的“血酬定律”;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定律;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定律;“兔死狗烹”定律;“成王败寇”定律;“家族盛衰循环定律”等等。

     各种各样的说法,是否都能称之为“定律”,也有疑问。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,呈现出某种规律性。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,姑且称之为“定律”。





第一定律:“黄炎培窑洞定律”

     殷纣王即位不久,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。贤臣萁子说,“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,要配犀角之碗,白玉之杯。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,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。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,住茅草陋屋,而要衣锦绣,乘华车,住高楼。国内满足不了,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。我不禁为他担心。”(冯梦龙)

     果然,纣王“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,……益收狗马器物,充仞宫室。……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,使男女倮相逐其间,为长夜之饮。”百姓怨而诸侯叛,亡其国,自身“赴火而死”。

     世人贪欲不都这样吗?得寸进尺,得陇望蜀,没有止境的。君王的贪欲,更为可怕,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,没人可以阻止他。  

     《诗》云,“商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”究竟要我们鉴什么?


其一,一定不能有“第一次”。

     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,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。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,洪水便会一泻而下。看一看那些贪官,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,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。只是,人的意志力薄弱。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,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?


其二,整个过程是“进行性”的。

     像癌症,就是进行性的。不断地发展,不会中止,也不会逆转,一直进行。殷纣王身边,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,却无法劝阻他。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,其有效性显然不足。所以,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。


其三,“其亡也忽焉”。

     《左传,荘公十一年》:“桀纣罪人,其亡也忽焉。”这里的“忽”字,意为迅速,突然。洪水溃堤,转瞬之间,一泻千里。

     李自成打进北京,一生事业达到巅峰。由巅峰而到落荒而走,大起大落,也在转瞬之间。殷纣王之后,两千多年,有周幽王、秦二世、陈胜、王莽、陈后主、隋炀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煜、李自成、洪秀全、蒋介石等,“其亡也忽焉”,何其多。

     殷纣王,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、暴君、亡国之君,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?留下了两个字,“殷鉴”。

     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“其亡也忽焉”这样的历史规律,因此,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“黄炎培窑洞定律”。





第二定律:“兔死狗烹”定律

     越王勾践,为报仇雪恨,卧薪尝胆,精神非凡。但他的个人品质却糟糕。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,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,成就大业之后,一个被杀,一个逃跑。

     杀文种的时候,勾践说,“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,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,你那里还有四种,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。”

     有七种方法灭吴,应当很有智慧,却遭了勾践的毒手。此前,范蠡曾规劝文种,“蜚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,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。”范蠡之智,显然高过文种,终能免于一死。兔死狗烹这样的事,历史上不断地重演。

      能够吟诵《大风歌》的汉高祖,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,夺得天下。原说是与韩信“共天下”的,后来非但不“共”,还要了韩信的命。倒是张良聪明绝顶,托言辟谷,躲到深山里去。刘邦一死,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,照旧吃饭。

     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。当年帮他打天下,战将如林。后来朱棣南下,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。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,否则朱姓的江山,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。赵匡胤说,“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。”得了天下,却又睡不着觉,夜夜失眠,竟为何事?天下汹汹,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。就是咱自家,当年“黄袍加身,”不也是个野心家?

     思维定势,世人无论是谁,只要坐(抢)到那个位置上,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。原本抢来的东西,难保不被别个抢去。所以,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,是完全符合逻辑的。

     人为什么会是这样,患难易共,富贵难同?

     现在有些做生意的人,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。开始时,兢兢业业,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,尚能齐心协力。一旦家大业大,有了丰厚的利润,就会生出异心。彼此猜忌、龃龉,终至分道扬镳。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?

     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,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;敌国灭,谋臣亡。自古患难易共,富贵难同。”





第三定律:小人“包围”定律

     诸葛亮说亲贤臣,远小人,但小人却更善于“包围”。

     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,“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

     臣和小人,人所不齿,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。皇朝的灭亡,国家的劫难,往往与他们有关。《史记》中有《佞辛传》,《汉书》中有《佞传》,《新唐书》及其以后的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《辽史》、《明史》等正史中都有《 臣传》。臣在历史中的地位,史家不敢忽略。“指鹿为马”的赵高,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,祸国“六贼”童贯、高俅、蔡京等,陷害忠良的秦桧,两面三刀的严嵩,无以列举。若能把他们聚拢,可以排列成大军,浩浩荡荡。只不过,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,他们所起的作用,就是“包围”。

     鲁迅先生说,凡是“猛人”,“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,围得水泄不透。”结果,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,有近乎傀儡的趋势。”“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,原因即在包围……”这就是包围定律。包围者不仅有权臣小人,还有女人,像妲己、褒姒等。虽说“女色亡国”论未必正确,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。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,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,磁铁吸引铁屑,是因为存在磁场。围绕着权力,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“场”。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“权场”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。于是就有了“包围”。

    包围是客观存在的,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。

     权力越大,包围就越厚。一个皇帝周围,有三宫六院,无数的宫女(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),无数的太监,无数的虎贲勇士,还有皇亲国戚,文臣武将。千军万马,铜墙铁壁,把一个“寡人”包围在当中。寡人心里高兴,就要走出去巡视。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,也得不到真实。因为“下面”的人熟谙蒙骗之术。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,滴水不漏,皆大欢喜。





第四定律:柳宗元“敌戒”定律

     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“敌戒”的短文,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,富含哲理,是一篇奇文,转录如下:

     皆知敌之仇,而不知为益之尤;皆知敌之害,而不知为利之大。秦有六国,兢兢以强;六国既除,訑訑乃亡。晋败楚鄢,范文为患;厉之不图,举国造怨。孟孙恶臧,孟死臧恤,“药石去矣,吾亡无日”。智能知之,犹卒以危,矧今之人,曾不是思。敌存而惧,敌去而舞,废备自盈,祗益为愈。敌存灭祸,敌去召过。有能知此,道大名播。惩病克寿,矜壮死暴;纵欲不戒,匪愚伊耄。我作戒诗,思者无咎。

     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,无力者避之,有力者根除之。唯独柳公认为,有敌人是好事。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。

     毛泽东一生,空前绝后,以他的眼光,审视历史,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?古人治国,由大乱到大治。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。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《敌戒》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?

     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不同。欧洲大陆,自罗马帝国以后,列国争雄,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,国与国之间,总有打不完的战争。一个国家,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,必须励精图治。所以,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。西方的政治、哲学,市场经济,都强调竞争。在他们的电影、游戏中,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。

     中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,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,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,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“度长絜大,比权量力”。

     没有强大的敌人,失去了外部的压力,内部自然就腐化。未闻边塞号角,但见歌舞升平。自秦以后,皇朝的历史,一代不如一代。

     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,使中国人鸩於安乐,不思进取,怯懦畏葸,麻木不仁。

     中国人发明了火药,把他造成鞭炮,用于喜庆娱乐之中。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,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。

     没有了竞争的压力,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。

     当今世界,美国人横行天下。是三次大战(两次热战一次冷战)造就了美国人之“横”。中国人讲究“中庸”,讲究“和为贵”,这是中国的哲学和传统。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,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,亡了国。

     霹雳之声,撼人心魄。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,振奋民族精神,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。

     梁启超鼓吹《少年中国说》,“潜龙腾渊,鳞爪飞扬;乳虎啸谷,百兽震惶。”





第五定律:“朋党之争”定律

     唐穆宗时期,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,以李宗闵、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,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、倾轧达四十年,史称牛李“朋党之争”。

     中国历史上这样的“党(派)争”持续不断。

     西汉有外戚、宦官作祟,东汉有清议党锢,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,唐有刘李党争,宋有“元祐党人碑”,明有东林党、宣党、崑党,清有帝党、后党,国民党内有黄埔系、CC系、政学系等。各朝各代,都有朋党、帮派,是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。朋党现象,有其社会根源。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:宗法社会。

     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。《红楼梦》用一个凄绝的爱情故事,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。荣宁二府,是一个大的(宗族)家族。像一棵大树,有主干和旁枝。“亲不间疏,后不僭先。”有规有矩。贾王史薛,四大家族,互相倚持,结为势力。更有皇亲国戚,达官贵人,彼此回护。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,盘根错节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,才算真正读懂了《红楼梦》。

     人立于社会,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,亲戚关系、乡党关系、同学关系、师生(徒)关系、战友关系、同事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同志(道)关系等。这些关系构成了人的社会资源。聪明的人,运作得好,前途无量。无论处庙堂之高,江湖之远,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。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,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。网络越大、越结实,捕获就越多。

     对“朋党现象”,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,褒贬不一。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,“结党营私”。宋朝欧阳修却认为,“小人无朋(党),惟君子则有之。”

     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”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,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,十分自然,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。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,刻意回避,讳莫如深。其实大可不必。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,也公开承认,“党外无党,帝王思想;党内无派,千奇百怪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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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定律:“黄宗羲定律”

     “黄宗羲定律”内容是关于“帝国千年以来”通过“并税式改革”解决“农民负担问题”。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,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“并税”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。一次又一次的改革,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,反倒愈益加重。黄宗羲称为“积累莫返之害”。

     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,诗文写得极好,富有智慧,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?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。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,“上面的经是真经,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。”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?考其原因有二。一是和尚水平太差,不会念经;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。

     王安石的变法,十分缜密,像“青苗法”之类,仔细阅读其内容,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,这样的殚精竭虑,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。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,捣了鬼,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。吴思先生所说的“潜规则”,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。官员们捣鬼有术,他们不仅有“潜规则”,有时更是肆无忌惮,毫无规则,随心所欲。如老百姓所说,“和尚打伞,无法(发)无天。”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,一个是和尚要吃饭,一个是和尚会打伞,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。和尚要吃饭正常、正当,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,他们就会去“打伞”。

     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,成功的不多。一个重要的问题是“执行难”。好的法律,好的政策,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,常常会走了样。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。表面上是一个“执行难”问题,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。设计一个好的政策(比如说“青苗法”),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“路线图”。在这个“路线图”中,必须把“和尚要吃饭问题”与“和尚会打伞问题”列入日程。不考虑并重视“和尚”问题,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。

     一个好的设计师,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,顺利推行,必须首先把“和尚” 安顿好,否则,“黄宗羲定律”就会不断重演。






第七定律:“五世而斩”定律

      当年八旗兵入关,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?富贵人家,总是难以持久,是中国历史的规律。孟子曰,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。”一个有本事的君子,得了个好位子,挣了一大份家业,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。但“五世而斩”,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。老百姓的说法,更加令人扫兴:“富不过三代”。五世也好,三代也好,贫与富,是在不断地转换。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,自然的公正。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?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,原因有四:

     一曰 “骄”。八旗兵入关,满人成为统治阶级,拥有特权。八旗子弟一不务农,二不做工,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。由“骄”而“横”,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,在社会上横行霸道,欺男霸女。红楼梦中的薛蟠,打死人命,抢了丫头,扬长而去。古代法律,不仅“刑不上大夫”,亦且“刑不上大夫之子”。

     二曰“奢”。八旗入关,大肆掳掠。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,尤其是一些新贵,有暴发户心态,喜欢彼此攀比,讲排场,一掷千金。像“石崇与王恺争豪”这样的事,是一种流行病,一直流行到今天。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,耳濡目染,他们的攀比和挥霍,更是青出于蓝。惟其如此,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。

     三曰“淫”。“富贵不能淫。”此处“淫”字之义,乃是迷惑与放纵。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,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,使人放纵。“饱暖思淫欲”。正如现在人们所说,男人有钱就学坏。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。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。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,两者一拍就合。

     四曰“逸”。“学好数理化,不如有个好爸爸。”这句话流传很广。好爸爸是很有用的,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,帮我们安排好工作,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,过安逸生活。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,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有了更多的富人,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,已成为一个问题。有晋人撰文说,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,打破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定律。家业延续两百年,确实了不起。但两百年后又如何?

     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




第八定律:“权大欺主“定律

     几千年的中国历史,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政治家,那就是“权大欺主”。楚成王儿子商臣,逼迫成王自杀;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;西汉末有王莽篡汉;晋有“八王之乱”;三国时期有曹操、司马昭擅权;隋有杨广弑父杀兄;唐有李世民“玄武门之变”;宋有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;明有朱棣“靖难”之变等等。

     在封建皇朝,存在着两种大搏弈。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(太子)之间,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。皇帝和皇储,亲生骨肉,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。虎毒尚且不食子,帝王家庭内,却会上演父(母)杀子,子弑父,或兄弟相残的惨剧。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。“君臣一日百战”,君权和相权较力,外戚或宦官擅权,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。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。防止“权大欺主”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。

     “权大欺主”,有人将其称为“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”。《左传》云“故王臣公,公臣大夫,大夫臣士,士臣皂,皂臣舆,舆臣隶,隶臣僚,僚臣仆,仆臣台。”

     这句话,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。其主要特征是“一级压一级”,形成一种压力—稳定结构。整个系统的稳定,取决于压力的梯度,越往上去,压力越大,权越重。根据韩非子的学说,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,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“势”(以势压人),君王一旦失去其“势”,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。一般开国的君王,熟谙权术,具有铁腕,拥有某种强“势”,下面的人摄于其“势”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这种铁腕和强“势”,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,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,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,强“势”荡然无存,于是出现“强枝弱干”,“权大欺主”,“取而代之”。

    “权大欺主”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。






第九定律:“毛将焉附”定律

    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。这句话,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,千年之痛。

     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“毛”。    

     堂堂乎文人雅士,怎么会是“毛”?秦之前,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。他们负笈而行,周游列国,天马行空,十分浪漫。那时的人,他们“笈”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,独一无二。他们背负着它,走遍世界。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。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,高远而神奇。诸子百家,三教九流,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,喷涌而出。清泉汇集之处,是大海,激荡澎湃。秦以后的文人,他们的“笈”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,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。天马没有了,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“毛”。

     秦始皇统一中国,“车同轨,书同文”,做起来并不难。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,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,也难奏其效。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,后人诟病甚多,称其为“霸道”。到了隋唐,使用方法就先进得多,不再用“霸道”而改用“王道”。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“大棒”政策,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“胡萝卜”政策。应用科举的方式,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。顾炎武说,“八股之害,甚於焚书。”说的就是这种“胡萝卜”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。

     无论“大棒”还是“胡萝卜”,都只是外因。使知识分子变为“毛”的还有其内因。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,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。许多人不喜欢“文人”这个词,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。把“文人”的“文”去掉,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。

     一样的有七情六欲,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。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,有“颜如玉”、“黄金屋”、“千盅粟”,他们怎可拒绝?自然就会有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的忠心。这是顺理成章的。这些都是文人变“毛”的内因。

     在“内因”与“外因”的双重作用下,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“毛”。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,千年不改,万人一律。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,有利必有弊,知识分子都变成了“毛”,依附於“皮”之上,当然很好。但是,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“毛”中产生出像洛克、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,困难。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,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

 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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