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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清朝皇帝如何挑选接班人?  

2013-03-19 19:24:08|  分类: 史海钩沉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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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取代明,从宏观的体制方面,袭用了前朝之衣钵。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。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,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,企望制度能更完善。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。

     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、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,要数立以贤的帝位继承法。

     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,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,有一种论资排辈、听天由命的意思。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,却有后患:不是当皇帝的料,偏偏当上了皇帝;而在才能方面出类拔萃者,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。所以,明帝(十余位)中颇多昏庸之辈,祸国殃民。

     恐怕正是因为吸取前车之鉴,清朝选立皇储的比赛规则修改了:摒弃了辈分的因素,以才取胜、惟贤是取,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,则显得公平多了。机会面人人平等,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。

     而对国家的发来说,则更保险一些:毕竟,皇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,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。

     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,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,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,也更重视领袖作用。两军交战勇者胜,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,大家跟着吃亏。所谓立储,等于是在选择民族的领头羊,一点也马虎不得。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,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、判断力及指挥才能,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。一旦触礁或搁后悔莫及,还不如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
     紫禁城里的皇子们,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。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,“逐日讲经史,以扩充圣聪,庶于古今乱兴衰之道,可以详细陈说,而圣德日增其高深。”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,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。继位后,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李鸿章、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上书,担任弘德殿授读的师傅。


     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,雍正与乾隆,皆精于弓马。尤其乾隆,是好战分子,东征西伐,打得很过瘾。自诩为“十全武功”(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)。与人战之余,也与天地战,继承了“木兰秋狩”的传统,厉兵秣马,捕虎射雕,一轮又一轮地“大扫荡”。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,估计“成绩单”也并不逊色。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: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,还热中于乘龙舟下江南。这最尊贵的“渔翁”,兴高采烈地亨小调,往返于运河沿岸,垂钓风景,垂钓诗画,垂钓美食——包括垂钓形形色色的美人鱼。他的风流韵事可太多了。游戏山水也游戏人生。

     我还知道道光的枪法很了得!嘉庆十八年(1815年),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,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,攻打紫禁城。在太监的内应下,兵分两路: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,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,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,居高临下地与御林军交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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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 其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,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,唯独道光保持镇定,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。偏偏内廷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,没有找到铅丸。迫在眉睫,道光反应很快,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纽扣全揪下来,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。

     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,道光开枪击中两人,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,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,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、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。道光凭着一把铜扣子作弹药,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赶来……

     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,曾惩罚他到内廷“打扫处”接受劳动改造,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。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表现,使父皇刮目相看:临危不乱,智勇双全,可治理江山也。

     于是道光被“破格提拔”为皇位继承人。

     神枪手道光,尚是皇子时,恐怕就接受过“军训”了。否则不至于如此熟练地使用火器。他平日打靶的成绩一定也很不错。

     道光承袭帝位(也算是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)后,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,喜欢打猎。他晚年时,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伤脑筋,颇费踌躇:“欲付大,犹未决,令校猎南苑,诸皇子皆从,恭亲王奕忻获禽最多。文(咸丰)未发一矢,问之,对曰:‘时方春,鸟兽孳育,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’宣宗大悦,曰:此真帝者之言!”[清史稿·杜受田]

     以聚猎比武的方式来辨别儿子们之高下,本无可厚非。只不过作为裁判的父亲,暗自拟定的是另一种比赛规划:并非比枪法、比武力、比战利品,而是比人心之善恶。因此,猎物颇丰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选了,怀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枪的咸丰却脱颖而出。

     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,不忍杀伐,破坏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态平衡。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皇子,一位最老的“绿党”,肯定很讨后世之绿色和平组织欢心与褒奖。当今之濒危动物,若有良知、若能读懂历史的话,应该会感激这“大善人”的恩情。

     可惜,若以帝王必须具备的霸气来衡量,咸则失之于迂腐了。政治毕竟不同于“环保”,治国平天下,光有肠是远远不够的,还需要侠骨、雄心、铁腕。上下五千年,凡是挫败诸侯、开疆拓土的君主,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灯、是心慈手钦之辈?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?

     从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,乃至成吉思汗,基本上都是马上皇帝,靠火与剑建功立业的。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崭露头角的,偏偏器重咸丰这样的“慈善家”,器重一个另类。真不可思议!莫非他本人,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经、削弱了斗志?难道忘记了:书生造反,十年不成,让其守业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结果。若以不杀生为优点,适宜做和尚。烧香拜佛,与保家卫国,是不同的概念。毕竟,世界已非尧舜禹的时代,不进取则落伍。

     在那次南苑校猎中,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新,倒还真是个人物。众人皆知他与咸丰少年时同房修文习武,而才华略胜一筹。他好强斗胜的血性,却不受父皇青睐。嫌其太生猛、太逞能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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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。可他的敌人,“焚烧淫掠,备极残酷”,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。菩萨心肠管什么用?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。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,善良的人是可欺的,怯懦的人是可耻的。

      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。在洋枪洋炮面前,他拱手献出了都城,并退避三舍。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,就是由其开始的。狩猎者的家族,已生疏了弓马,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,任人宰割。从此,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,恣意地围猎。

      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,咸丰还有个失误:娶错了老婆。他不该纳慈禧为妃的。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,就发生政变,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。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,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:不断地赔款,不断地割地,不断地签署卖身契(不平等条约)。慈禧不思振作国防,反而把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(颐和园)了。这个女人瞎搀和的结果,是使首都再度失守: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,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……

      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: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,而是身手不凡的恭亲王奕忻,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?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,至少,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,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。慈禧太后的晚清,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”。想忘是忘不掉的。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。

     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长。奕忻与咸丰虽为兄弟,却具有不同个性,从南苑校猎各自的表现就能看出来:咸丰偏重于仁其实是个庸人,奕忻倾向于勇(倒是可造之才)。一山不容二虎,咸丰上台以后,奕忻只好低眉顺眼地跑跑龙套,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。即使这样,咸丰对其仍加以提防与排挤。

     杨义先生曾将这哥俩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与曹植,可见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:“曹植借诗泄愤,成为旷世诗伯。恭亲王却把诗情倾注于林苑,使他的花园成为砖瓦木石堆叠成的沉默的诗了。”奕忻是道光第六子,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亲王府,俗称六爷府。这位有经韬伟略而无法施展的王爷,在空旷的花园里采菊、饮酒,也一样备感压抑吧?

     咸丰去承德避祸,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,令其留守京城“主持抚局”。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,连皇帝都下不了的,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,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,赔笑脸、求情。“这是个置之死地的‘差事’。和谈破裂,背城一战,奕新只能‘殉社稷’。和谈成功,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,既‘隗对祖宗’,‘亦无颜于人世’。可是奕新居然‘不辱使命’,不佃‘妥善’地处理了‘抚局’,而且利用‘留守’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,打开了局面,控制了北京地区。”(引自方彪著《北京简史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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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恭亲王作了咸丰的“人体盾牌”,抵挡腥风血雨。然而这“小六子”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,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。

      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,有射天狼之豪情。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,赔礼道歉,委曲求全。想一想,真是够为难他的。若将奕忻比作中流砥柱,有点夸张了;但他毕竟努力发挥着能屈能伸、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,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。不容易啊。

      奕忻的硬骨头,后来体现在敢与慈禧太后相对抗。慈禧有一宠臣,欲从紫禁城正门出去办事,门官不允许,称其违背祖训(此门是皇帝本人进出的御道),双方就争吵起来。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,要奕新和刑部处死一点不给面子的门官。奕忻严词拒绝。慈禧很下不来台:“你算老几?敢顶撞我?

     奕忻不服软:“我是恭亲王。”慈禧威胁:“我撤了你的王爵!”奕忻不惧:“你撤得了我王爷的称号,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韵六儿子的身份!”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几,反过来把慈禧给难住了。看来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权贵的耿直之人,傲气十足。

      假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,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,估计情况会好一些。

      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。自咸丰始,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。既不能御敌于马上,救民于水火,又不擅长料理财政、工商、科技等诸多内务,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,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。

      咸丰之后,同治与光绪二帝,都不太像男子汉,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,被一个太婆玩弄、操纵于股掌。尤其光绪,虽曾想谋取改革、以摆脱“母虎似的婶娘”(林语堂语),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。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,又如何统治四方、降龙伏虎呢?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“老佛爷”派人推进井里,却无力解救,活得真够窝囊的。

      道光不以实力、而以道德选拔人才,犯了主观化的错误。他的一念之差,导致大清国运的衰竭:亦步亦趋地走进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。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,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。他不仅于1842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中英南京条约》,而且选错了接班人。

      后来的事实证明:治国确非咸丰的强项,他更适合做“农林牧富渔业部长”,抑或组建绿色和平组织,却不擅长扩充武备,抵御外敌。徒具“妇人之仁”,哪里能斗过强盗的逻辑?他在任期间,北京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,真是丢尽了脸。

      咸丰十年(1860年)十月十三日,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——从此安定门再也不安定了。咸丰本人吓得屁滚尿流,到承德避风头。

      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庄,都为了打猎,为了耀武扬威;咸丰此次十足是在逃难,把祖传的围场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了。真是绝妙的讽刺!咸丰肯定没心思秋狩了,他自己俨然已成别人追击的猎物。惹不起,总能躲得起吧。可躲也不是办法。咸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,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,又无颜见江东父老,肯定如坐针毡、进退两难。大病一场,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。

      除了学习书本知识,还必须“军训”:骑马射箭,飞刀舞剑,甚至操练火器。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,临阵不有那么好的枪法呢。

      皇子们同台学艺,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?不是为了考状元,是为了当皇帝,太有诱惑力了。因而加倍地勤勉。在主考官(父皇)面前,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。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。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,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。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,就够让他们的“皇阿玛”为难的。该让谁当“班干部”呢?

      想当年道光一直很为难:四子奕狞(咸丰)和六子奕忻,各有千秋,如何取舍呢?他率领儿子们去南苑校猎,无形中将天地作为考场了。当然,他打的是德育、智育、体育的综合分:咸丰的武艺虽不出众,但“政治课”学得好,以仁慈之心获得了父皇青睐——国家就需要这样“又红又专”、全面发展的人才……

      据传道光曾考问这两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,出了一道题目:何为治国之本?在赵大力著《恭亲王奕忻》一书里,奕忻回答:“当然是国富民强,只有发展经济大业,国家富强,百姓安居乐业,社稷才能安定,大清国才能稳定。”

      而咸丰则回答:“治国之本惟仁孝,贤德最为重要,得人心者得天下,若不恩济于民,抚育百姓,取信于民,则人心所向难以驾驭,若人心不轨,则难图大业。”两人说得都不错,但各有偏重。我以为奕忻的态度更务实一些。

      事实证明,咸丰说起来是一套,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,实践能力较差。在那样一个黑云压城的多事之秋,空谈误国。

       文: 洪烛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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